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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飞:徽文化的财富及其当代价值

发布时间:2017-12-15 15:22文章来源:华夏徽商网责任编辑:张青
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播徽文化,在2017华夏徽商高峰论坛暨华夏徽商联盟五周年庆典上,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翁飞为演讲嘉宾,为出席论坛和庆典的近600位嘉宾,开讲《徽文化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新的文化使命。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文化基因,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徽文化及其商道,善抓历史机遇、超常规发展商贸、迅速增值财富;坚韧不拔的“徽骆驼”精神;“贾而好儒、诚信不欺”等经营之道和经营理念,都能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有益的借鉴。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播徽文化,在2017华夏徽商高峰论坛暨华夏徽商联盟五周年庆典上,主办方特别邀请了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翁飞为演讲嘉宾,为出席论坛和庆典的近600位嘉宾,开讲《徽文化的财富及其当代价值》。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翁飞

  翁飞认为,关于徽文化,从历史演变到现在,虽然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今天的徽文化,从大概念上,已经是安徽地域文化的集中象征,因为不论籍贯是淮北、皖南还是江淮之间,都有着一个共同而响亮的名字——新徽商。为了让与会嘉宾更深入地了解徽文化,翁飞首先从安徽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以及安徽地域文化的特点讲起。

  安徽地域文化

  安徽的地理区位

  安徽位于东经114°53′~119°30′、北纬29°22′~34°40′,东西宽约450公里,南北长约570公里,总面积约13.96万平方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纬度,正处于世界地理上著名的“神秘的北纬30°线”,它贯穿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是一条神秘而又奇特的纬线。这里既是地球山脉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所在地,又是海底最深处——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的藏身之所。世界几大河流: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均是在北纬30°线入海。

  更令人神秘难测的是,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所在地。如恰好建在地球大陆块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难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等等,这些令人费解的神秘之地和令人惊讶不已的古建筑均汇聚于此,不能不令人感到异常的蹊跷和惊奇。安徽座落在30度线上,从这条线上看,最好的风光,最好的地貌,都在这里汇聚。因为地灵才能人杰,安徽历史上人文蔚盛,10月底最新统计,现有常住人口5950.1万人。

  安徽省名的由来

  安徽是一个很年轻的省,在清朝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析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而成;至于省名的得来,乃是取所辖府州中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而成。安庆和徽州,在当时分别是省域内江北和江南的两大首府,一为桐城文派发祥地,一为“贾而好儒”的徽商故里,人文蔚盛,科举取士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康熙建省,采取的是跨江(淮)而治的办法,既反映出在政治上防范因划江(淮)而治、易滋生分裂割据弊端的雄才大略,也含有经济上调剂南北、贫富相济的意图。但这样一来,势必在文化上形成省内不同地区间较大的差异性和较为复杂的多样性。从总体上看,安徽虽然建省较迟,但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厚重、丰韵、灵秀兼蓄。

  “徽”字的解释

  安徽的特点全在一个“徽”字上,由上下左右四个部分组合而成,合起来就是——“山、水、人、文”。

  安徽境内名山众多,九华、天柱、齐云、敬亭、琅琊、天门……,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黄山更是安徽的骄傲,所以“徽”字的顶上是“山”。山好水也好、人更好。我们看到山下面是一个“系”字,繁体的“系”由两个“口”和一个“水”字组成,两个“口”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水”(系)代表横贯安徽境内的淮河、长江、新安江三大水系。壮美的山水哺育出优秀的人民,“徽”字的左边是双人旁,表示安徽有着7000万人口的丰富资源;“徽”的右边是“文”,意味着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盛行于明清的“徽文化”,在中国地域文化上堪称首屈一指。

  从字体的结构来看,通过中间的“系”字,将“山水人文”有机的组合成一个“徽”字,这说明,安徽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在最右边,我们还用艺术的手法套写了“安”字,“郡县治,天下安”。通过一字能了解省情,在全国恐怕唯有安徽。

  安徽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

  安徽简称“皖”,“皖”字的本义是有如白玉般完美无瑕的意思。秦汉到隋唐历史记载,古皖国有一个山叫皖山,皖山在皖潜边界附近,这个潜山脚下的薛家岗文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一支自成体系的原始土著文化,在其活动范围内春秋时出现过非常完整的皖国、皖城、皖山、皖河等,形成独具特色的古皖文化。这个文化一脉相承,非常珍贵。这也是安徽简称为“皖”的由来。

  安徽版图上,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逐步演化并形成涡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或曰徽州文化)三大文化圈,也可以称之为三大文化板块。它们都是安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安徽文化总体下的亚文化形态。

  (一)涡淮文化:涡淮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文化的由来。涡河是淮河的众多支流中的一条,发源于河南省尉氏县,流经安徽毫州、涡阳、蒙城,于怀远县城附近注入淮河,全长380公里。这条不起眼的小河,在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却负有盛名,正是在这条河畔,相继诞生了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和他的继承发扬者、同样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著名的道教三宫——鹿邑太清宫、亳州道德中宫、涡阳天静宫也是沿着涡河而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各呈精彩。老子以《道德经》所表达的睿智精辟的思辨,把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升华到与苏格拉底、释迦摩尼相媲美的世界经典高度;而《庄子》汪洋恣肆,奇异瑰丽的想象与文风,同样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老子由人到神的传说,则体现了道家学派在涡淮流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由涡及淮,西汉时参与集体著述《淮南子》的淮南“八公”、在“茅仙洞”修炼得道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五代宋初的亳州陈抟老祖等等,都是道家学派的佼佼者。因此,涡淮流域是当之无愧的道家文化摇篮。换而言之,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是涡淮文化的一个标识性群体,其中著名的亳州神医华佗及其创立的五禽戏亦可归入道家养生法。在其以前,淮河流域有姜尚、管仲等杰出个体人物;在其以后,则呈现群星璀璨的群体形象,如:以西汉桓荣为肇基的龙亢(今怀远)桓氏经学教育世家(其杰出人物有桓荣、桓郁、桓焉祖孙帝师,桓麟、桓彬父子文学家,桓彝、桓温、桓冲、桓玄三代政治家,以及《梅花三弄》的创作者桓伊等),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流派,以谯沛名士嵇康、刘伶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流派,以戴逵及戴勃、戴嗣父子为代表的绘画艺术世家等。朱明王朝兴起后,以明中都城、明皇陵、钟鼓楼、龙兴寺等建筑艺术为基点,又形成了凤阳皇明文化。上述这些,均可视为涡淮文化的标识性亮点。

  再就是现已被列为国家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表演艺术,流行于阜阳、淮北的梆子戏,沿淮两岸的泗州戏(俗称“拉魂腔”)、凤阳花鼓和花鼓灯等,无论其身姿舞步,还是音韵唱腔,都表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其所以能流传至今,余韵袅袅,充分反映了特色民俗文化在民间的强大生命力,是这一流域的基础性文化标识。

  (二)皖江文化:在三大文化板块中最为庞大复杂、开放度最高。关于皖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从最初强调以安庆、桐城为中心、以古皖文化和桐城文化为标识,进而辐射皖江流域形成“徽皖文化”的提法;到经过近年来反复研讨和多次调研,逐渐趋于认同的基本概念:皖江文化的区域范围大体接近于现在的皖江城市产业带,即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宣城(除绩溪)和滁州市。其内容涉及文学、戏曲、书法、绘画、科技、宗教以及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旅游、生态、民俗等众多领域。

  其中,以禅宗为核心的佛教文化,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流派,以李公麟、邓石如为代表的书画文化,以萧云从、汤鹏为代表的姑孰画派与芜湖铁画文化,以谢朓、李白、杜牧、欧阳修等为代表的皖江山水诗词文化,以宣城梅氏(梅尧臣、梅文鼎、梅光迪等)、全椒吴氏(吴敬梓家族)、桐城方刘姚张等家族、池州吴应箕家族、太湖赵文楷—赵朴初家族等为代表的文化世家,以敬敷书院、桐城中学、国立安大为代表的教育文化,以徽班和黄梅戏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以方以智、梅文鼎为代表的科技文化,以张英、张廷玉、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近代芜湖开埠以来形成的商埠文化,以陈独秀、张恨水、朱光潜、朱湘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等等,都是皖江文化斑斓夺目的亮点。

  环巢湖子文化圈

  作为皖江城市带“双核”之一的安徽省会合肥,其区位居皖之中,既不滨江也不临淮,而是拥有巢湖作为“内湖”,它所依托的是另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由于巢湖水系属于皖江流域,因而环巢湖文化圈属于皖江文化圈的子文化圈。

  考古发掘证明,环巢湖流域无容争辩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发祥地之一。自西周晚期方国林立,到春秋战国,这里是典型的“吴头楚尾”,吴楚文化的相汇交融,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文化传承,都开始具有不东不西、承东启西的特征,并相沿而形成独特的地域特征和习俗传统。就地理学本身而言,古庐州和古巢州在地质构造上同属于“淮阳古陆”板块,东亚大陆最大的郯庐断裂带(按即从山东郯城到庐江的地震断裂带)横贯其中。古代文献记载中“庐子国”和“巢伯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重合的。就物产物种、民风民俗而言,庐巢地区乃至六安东部,有相当大部分是相同的。就方言语音而言,庐、巢两地较为接近,而六安则与淮河流域的淮南、寿县相接近,并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方言剧种——庐剧,拥有一千多万观众。自秦汉以降直至明清,环巢湖地区同样也是人才辈出。著名军事谋略家范增、九江王英布、三国名将周瑜、元末被封为“两公两侯”的巢湖水师大将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直到近代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唐殿魁唐定奎兄弟、刘秉璋、潘鼎新、吴长庆、聂士成以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北洋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民国时期著名的巢县国共三上将——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等都是环巢湖流域著名军事将领。

  (三)新安文化:亦可称为“徽州文化”或“徽文化”,因它所指示的特定区域——隋朝设立的新安郡,两宋设徽州、明清置徽州府(辖六县:歙县、休宁、绩溪、祁门、黟县、婺源[今属江西]),故有此名。这一亚文化板块所显示的,是该特定区域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它植根于徽州本土,随着“徽骆驼”——徽商的足迹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遍布于江南(苏南、浙东)和淮扬地区,并以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拓张,形成所谓“无徽不成镇”的徽商势力网,而徽文化就是通过本土徽州与徽商势力网的互动交融,通过徽商经营理念、价值观、文化观的整合融汇、再加以输出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徽州宗族和土地制度、徽商、新安理学和皖派朴学、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文房四宝、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戏、徽菜、徽州方言、徽州民俗、徽州文学、徽州工艺和徽州经籍、徽州人物研究等。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徽商是徽文化的“酵母”,徽文化的形成,是儒、商相结合的产物。

  安徽地域文化的特点

  安徽地域文化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共性:继承性和开创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因而随之呈现五大特点:

  一、三大亚文化板块之间差异和趋同共存。差异性使安徽文化显示出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趋同性则表现为儒道佛思想的相互交融。

  二、在发展中呈现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这与安徽地域经济重心的变迁和行政建置演进脉络相吻合。

  三、“通变”精神成为安徽文化长期延续的重要内在因素。

  四、讲经世致用、求“天下和洽”的学术取向。

  五、超越地域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徽文化的财富及其当代价值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是生活在450多年前的大剧作家汤显祖写下的诗。在作者笔下,古徽州是充满财富之气的地方,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块风水宝地,也是徽文化的发源地的无限向往和遐想。的确,博大精深、底蕴深厚、震烁古今、精美绝伦的徽文化,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一笔珍贵的财富。

  古徽州的地理概念

  古徽州号称一府六邑(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五千村,由于相对的闭塞和隔绝,文物遗存极其丰富,现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也有20多万件,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住宅、庙宇、祠堂、牌坊,以及惊绝一时的花山谜窟等。

  徽商、徽学、徽文化概述

  徽商,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徽学,即徽州学,是以徽州文化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涵盖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各方面,极具地方特色,与藏学、敦煌学并称为中国地域文化三大显学。

  徽文化的内容包括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宗族,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州科举,徽州刻书,徵州篆刻,新安医学,新安画派,新安版画,徽州文学,徽州戏剧,徽州方言,徽州建筑,徽州园林,徽州古村,徽州消防,徽派盆景,徽派三雕,徽墨,歙砚,徽菜等。

  徽文化的价值首先表现在拥有数量无限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精彩纷呈,魅力无限。

  文献价值

  自上世纪初尤其是80年代以来,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社会实态的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教礼仪、财务账本、手写稿本等,应有尽有。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也是学术界一大盛事。另外还有3000余种徽州典籍文献和l000余种族谱传世,足可与上述原始文书契约互相参证。形成宋、元、明、清以来汉民族文化遗产中数量最庞大、体系最完备的文献资料群。

  文物遗存极其丰富

  现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也有20多万件,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住宅、庙宇、祠堂、牌坊,以及惊绝一时的花山谜窟等。天下名胜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均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因此,徽州可以称得上是明清文物之乡、也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聚宝盆”和“活化石”。这些丰富的文物遗存,可以帮助解读、印证文献典籍和文书契约的记载。

  正因此,一门对于徽文化精研的学问——徽学在近20年间勃然兴起,成为与敦煌学、藏学相并立的中华文化三大显学之一,傲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徽州文化的内涵,不仅包括独具特色的徽州商帮、徽州宗族、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契约文书、徽派朴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戏曲、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州三雕、徽州村落和徽州历史人物,还包括极有地域色彩的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民间工艺和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等。

  徽文化的价值还表现在,处在中国社会转型前夜异军突起的徽商及其“商道”——经营之道和经营理念,为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徽人经商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可以远溯至东晋。但作为一个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大商帮,徽商崛起于明中叶,鼎盛于明清两代,而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转型前夜。徽商以其独特的经商之道和辉煌的创业成就雄居中国商界数百年,可称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就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和经营理念来总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善抓历史机遇,超常规发展商贸,迅速增值财富。二、“业贾遍天下”,“无徽不成镇”——坚忍不拔的“徽骆驼”精神。三、“贾而好儒”的优良传统和“诚信不欺”的经营理念。

  总括上述徽商经营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他们善于把人力资本(即贾而好儒的文化素质、丰富的营商经验)、经济资本(尤其是从事海洋贸易带来的丰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即广阔的商业网络、与官府的深相结托)结合起来,善于抓住机遇,全面参与竞争,快速增殖资本,从而成为明清十大商帮之翘楚。

  徽文化的价值,更表现在,由于尚文重教的传统,使得徽州地区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徽文化是一种即具有高度凝聚力又高度开放的文化。它并不因为高山大川的地理阻隔和徽州村落的聚族而居显得封闭。徽州地区是一个高移民社会,在不断迁徙而来的名门望族中,不乏缙绅冠带,硕学鸿儒,乱世中相对偏安的环境,使得中原汉文化得以在这里保留和传承;随后由于徽州商人和求学士子的大量外出,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在客观上又对徽文化起了传播、交流和吸收外来新元素的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徽州虽然号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但徽州文化的兴盛,主要凭藉着徽商经济力量的强力支撑。在徽商长期的商业活动中,程朱理学已被熔铸于商人文化之中,渗透在徽人的日常人伦之中,渗透在徽商的组织和经营活动之中,并被徽商作了改铸和新的阐释。而到了清代经学大师戴震提出经商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呼声,已经是“民本、民富”思想的强调,是当时这种商人文化的时代最强音,反应出了封建时代民主思潮的萌动。

  因此,徽文化的本质特色,在于它既是一种高度开放的移民文化,又是一种充满着活跃的“革命因素”的商业文化。

  这样一种文化,从它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又形成了浓郁的“尚文重教”传统,它的外在表现就是“商成帮[即‘贾而好儒’的徽商],学成派[即‘徽学’],人成群[即徽州历史人物群星荟萃贡献突出]”。从而使得徽州地区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其中不乏名臣能吏、富商大贾、学者名儒、文坛才俊、艺苑名流、科技群彦、能工巧匠、隐士名僧、名媛闺秀等等,有文献可证而为之作传者多达5399人。

  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徽文化的价值。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祖国母亲肌体内犹如那永不枯竭的甘泉般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英雄儿女去奋斗,去开拓。而在丰蕴灵秀的江淮大地上诞生出来的徽文化,势必也会在安徽崛起的新时代起跑线上,燃烧出足够的光和热,助力着我们风驰电掣,超速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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